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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别“成绩汇演”，还考察调研以本色

陈利浩

 武汉市民在领导调研时大叫“假的，假的”，让“考察”“调研”中传染力惊人的这个“病毒”再次曝光在全国人民面前。在为中央指导组领导现场就提出改进要求、并随即召开专题会议落实的举措叫好的同时，我们更应该反思、改进考察、调研本身。

 席大大总书记指出：“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，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”。十八大以后党中央“八项规定”的第一点就是“改进调查研究”。各级领导、专家的调查研究，是新时代治国理政的“法宝”。调研作为“法宝”，其命门就是要“深入了解真实情况”。但是，曾几何时，在有些地方、部门，调研、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调研，大多成了“走秀”、“汇演”：去的点都是“先进典型”，选的人个个“如数家珍”；说的话，成绩浓墨重彩、 “不足”轻描淡写；写报道，领导“充分肯定”，基层“深受鼓舞”。

 这种脱离了实事求是基本原则的倾向，带来了恶劣的后果：

 一是蒙蔽了调研者。调研的意义，在于了解真实情况、特别是存在的问题，在于“了解基层群众所思、所想、所盼”。但在“成绩汇演”式的调研中，调研者听到的只是按照“报喜”标准加工过、往往是美化后的信息。看到的青山可能是油漆，交谈的群众经常是演员。在这种“虚拟场景”中，习总书记提出的调查研究的五个效果：了解情况、联系群众、推动工作、自我学习提高、科学决策，就都成了纯粹的“形式”。

 二是拖累了汇报者。为了应付这种“汇演”式调研，本已负担重重的地方、基层又要额外准备“剧本”、“演员”、“道具”，及为达到万无一失的“排练”，不堪其重；某些领导的调研，往往还要布置超标的安保措施，正常的工作、生产或学习秩序受到严重干扰；一些“先进典型”，更是长年累月地疲于应付，笔者就在某次调研中听到“几乎天天都有，压力太大”的抱怨。

 三是腐蚀了政治生态。在这种“走秀“、“汇演”式调研中，调研者清楚有假，却要装作信以为真；汇报者一边隐瞒，同时要显得问心无愧。一旦层级变换，调研者成了汇报者、汇报者成了调研者，套路也都驾轻就熟。而“调研”、“汇报”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仪式感很强、参与者众多、而且频度很高的大事，其间的心态、规则等必然蔓延到其他环节，“村骗乡，乡骗县，一直骗到国务院”是极端的写照。

 四是损害了党的形象。作为光荣传统的调查研究，一直是党的形象标签。建党初期，毛泽东同志就要求“我们部队除了打仗，还要做群众工作，这就必须搞好社会调查”。席大大总书记也指出，调查研究是“真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”的传家宝。但是，“走秀“、“汇演”式的调研、考察等，却从根本上损害着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，损害着党和政府的形象。调侃此类的段子不绝于耳，武汉市民的高呼则是群众不满的集中暴发。

 既无实际效果，又对调研者、汇报者都不利，还违背党的优良传统、违抗中央的三令五申，那这类“调研”的根源何在？毛泽东同志早有精辟总结：“群众不讲真话，不怪群众，只怪自己。”只有从指导思想、绩效理念、调研制度、过程管控等着手，才能正本清源，回归调研的初心。具体建议如下：

 一、明确指导思想。席大大总书记2011年11月在中央党校《谈谈调查研究》的重要讲话，首次提出调查研究“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”，对调查研究的意义、作用、方法、效果等都作了完整、系统的阐述，应作为指导调查研究的纲领性文件组织全党认真学习、切实遵循。习总书记在这篇讲话中批评“有的调研走过场，只看‘盆景式‘典型”，“报喜不报忧”，这是某些地方、部门的痼疾。在当前必须强调：调研、考察，更多地不是“选美”，而是“体检”甚或“看病”。

 二、优化绩效理念。无论制定对自己的预期、布置对下级的要求，还是设计考核体系、衡量考察对象，都应清醒认识到：干部的时间、精力和可调动的资源都是有限的，存在着各种内部、外部的约束条件，因此，工作目标、质量要求都不应是无限的，那种“最短时间、最低成本、最好效果、最少副作用”的考核体系和衡量标准，那种不允许出一点差错、动辄得咎的问责方法，都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。具体到调研对象，先进典型也会有瑕疵，问题典型更难免错漏，这本来就是调研、考察应该发现、解决的问题，而绝不是基层必须瞒着掖着、上级应该装作不知的“秘密”。只有优化了绩效理念和考核、问责体系，才能从根本上纠正“走秀”、“汇演”。

(作者为九三学社中央促创工委副主任、广东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监事长)